【前言：】

1980年快过国庆那会儿，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杨得志，还有副总参谋长杨勇、张震，一块儿去了邓小平家里。他们去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问问关于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那些事儿。

那时候，他们聊起了1958年军队里反对教条主义那档子事。杨得志就跟小平同志说：“我打算在学校的会上发个言，里头得提到1958年反教条那点子事，我想说的是，那时候咱们反教条其实搞错了。有人提醒我，说当时小平同志您是会议领导小组的头儿，我这不是等于说您当时也搞错了嘛？”

1958年发生的那场大事件，牵扯到了刘伯承、叶剑英、粟裕、萧克等一众新中国的创建者，而小平同志呢，他在那次会议上担任的是会议领导组的头儿。

杨得志将军直接了当地问了小平同志对这件事咋看，就想着听听他对这个历史老问题的说法，那小平同志是咋答复的呢？

【58年反教条主义的前因后果】

4月底的时候，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上，发表了那个很有名的讲话，叫《论十大关系》。他在里面说：“咱们的态度很明确，就是哪个民族、哪个国家有好东西，咱们都得学，不管是政治上的、经济上的，还是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上的精华，都得吸收。不过，学习得有个方法，得动脑筋分析分析，批判着学，不能傻乎乎地一股脑儿全收了，更不能直接照搬照抄，原封不动地拿过来。人家不好的地方、短处，咱可不能跟着学。”

同年的6月份，中央又发了个通知给全党，里面说到：“咱们得在实际工作中改掉那些死板的规矩和只靠老经验的做法，特别是别老照着外国的那一套死规矩来。”

很明显，赫鲁晓夫那份“内部讲话”真的让中央和毛主席受到了很大的震动，让他们好好想了想。

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关键人物。早在1930年，他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这篇文章里，就明确反对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做法，他说：“马克思的书得读，但得跟咱中国的实际对上号。”因为这个观点，毛主席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王明、博古这些党内只认书本不顾实际的人排挤，差点就被挤到边儿上去了。

新中国一建立，国家就定了“靠拢苏联”的外交路子。那时候，国内学苏联的风气可浓了，各个行业都争着请苏联专家来当顾问，学习苏联的热潮那是一波接一波。特别是军队，简直就是照着苏联的经验来，感觉就像是要把一切都“苏联化”似的。

苏共二十大事件过后，这事儿让中央挺操心的，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也就慢慢兴起了。在新中国，军队那可是顶梁柱，所以这反教条主义的重头戏自然就在军队里。而军队里面，南京军事学院又成了反教条主义的焦点。

1950年夏天7月份，刘伯承不再当西南军区的头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了，他跑到南京去，亲手搞起了南京军事学院。他花了整整6年时间，全心全意地搞建设，把这学院办得有声有色。那时候全国都在学苏联，南京军事学院也跟着这股风，学得有点过头了。你看，学院里请了好多苏联的军事专家来当老师，就连课程安排和训练项目，也都是照着苏联的那一套来的。

中央下了反教条主义的通知后，有人就给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写了信，说军校的6小时课程安排得太紧凑，考试也要求得太严。听说有三个中将级别的学员，因为学习压力大，连嘴巴都累得有点歪了。信里头，还有人直接提到了刘伯承的名字。

这些事情让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特别，那时候的国防部长彭德怀，跟毛主席一合计，就自己带着2个大将和3个上将，一共12个人，组成个工作小组，去了南京军事学院。

工作组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，有些学员说的那些事儿其实不对劲。学院里头，教学抓得严，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这都是为了学员们好，想让他们早点学成。军校嘛，肯定得给学员们点压力，但这点压力其实没啥大不了的，跟教条主义那可不是一回事儿。再说到那三个中将读书读到嘴都歪了的事儿，工作组跟当事人聊了聊，才知道是他们学习方法用错了，跟教条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说实在的，南京军事学院在那时候全国都跟着苏联学的风气里，也碰到了一些问题，但这些都不是啥大不了的，能改嘛，没必要就给扣上“教条主义老窝”的帽子，说那里“教条主义泛滥成灾”。

那时候，刘伯承院长正在北戴河休息养身体，一听到那个消息，他连着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写了3封信。信里头，他反复强调，对于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，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。

过了好几个月，刘伯承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写了封信，说自己不想在南京军事学院干了，想辞职。中央收到信后，很快就让廖汉生中将去接替他当院长。

【邓小平要求为反教条风波平反】

1958年5月份，北京举办了个军委的大型会议，重点就是批判教条主义。这次会议，彭德怀是主持人，而邓小平则是负责带领会议小组的人。

这次大会前后加起来有近两个月时间，像刘伯承、叶剑英、粟裕、萧克这些军队的大领导，在会上都自个儿站出来，好好回顾并检讨了之前的工作。

那时候，刘伯承正在外地调养身体，一接到消息，他就急匆匆地回到了北京。但不幸的是，他的眼睛又出了问题，只能再次住进医院。为了能让刘伯承得到更好的休息，在一次小组长碰头会上，邓小平趁着毛主席发言的空档，赶紧插了几句：“咱们就让刘伯承同志安心养病吧，会议检讨他就不用来了，心意到了就行……刘伯承同志干活儿向来都是卖力又认真，对组织也是敬重有加。他都66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咱们就别给他太大压力了。”

7月10号那天，刘伯承在怀仁堂做了自我批评。等他讲完，台下的将军们很自然地就开始拍手，掌声响了有半分钟左右，直到刘伯承离开主席台才停下。

没多久，毛主席做了安排，刘伯承就被送到了北戴河去养身体。另外，多亏了邓小平的提议，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也给保住了。

1959年的一次集会上，林彪用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讲：“二野能打胜仗，主要靠的还是邓。”他这话是想说刘伯承元帅在战争中的贡献没那么大。邓小平一听这话，立刻就回应了：“这话不对，部队要打胜仗，司令员和政委得一起使劲儿。我只是个政委，没有刘伯承司令员，哪能有我的份儿？”

林彪心里头还琢磨着，说二野和四野在抢功劳。七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没多久，在一次中央的碰头会上，林彪就对着邓小平开了腔：“一个事儿是，硬要跟四野抢功，明明《毛选》里头写的是四野的功绩，邓非说是二野的。再一个，红七军那是临阵退缩了。”邓小平同志听了林彪这一通指责，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，“他抬头望着天花板，悠悠地抽着烟”。

网上出现过一篇文章，标题挺吸引人，叫《一段曲折往事：邓小平没让刘伯承在世时恢复名誉》。文章里绘声绘色地讲：“杨得志和张震去找邓小平，想给1958年扩大会议上挨批的人恢复名誉，结果吃了闭门羹。”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咱们直接翻开张震上将的回忆录，看看里面的记录怎么说：

张震上将回想往事说：1973年8月份的时候，邓小平在处理一封关于反教条主义中受影响的同志的来信，他当时写了个批示，内容大概是：“反教条主义这事儿，已经拖了好些年了，那些当年被冤枉的同志，他们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，这是很正常的。”写好批示后，邓小平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。

很明显，小平同志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职位，就拦住给反教条主义平反的事儿。

1980年快过国庆那会儿，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、张震，一块儿去了邓小平家里。他们主要是去商量关于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一些事情，想听听邓小平的意见。

那时候，他们又聊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事儿，杨得志直接就问小平同志：“我打算在学校会议上发个言，其中要说到1958年反教条的事儿，我打算说那时候反教条是搞错了。有人提醒我，说那时候小平同志是会议领导小组的头儿，我这不是跟小平同志对着干了吗？”

小平同志听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这事儿能提，反教条主义是不对的。那时候，我是反教条主义小组的头儿，这是组织安排的，我推不掉。但在反教条主义那会儿，我站了出来支持刘帅。我跟毛主席讲过，您不是说二野能打硬仗嘛？没了司令员，我这政治委员也白搭，战场上还得靠司令员来指挥。”

杨得志他们听完小平同志的话，心里一下子轻松多了。他们真心佩服小平同志对待历史的那种实实在在、不弄虚作假的态度，还有他那宽广的胸怀。

在刘邓麾下服务多年的二野老参谋长李达上将，他有这么个说法：“刘邓俩人合作默契十足。邓小平负责抓大放小，不纠结于细枝末节，而刘伯承对政委的决定总是给予充分尊重。至于战斗策略、命令、计划这些，邓小平从不插手，给足了空间。”

刘伯承和邓小平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磨砺出来的，是拿生命去捍卫的。两人并肩作战的事迹多如牛毛，那些说“刘邓关系紧张”的谣言，简直就是瞎扯，完全是在诋毁老一辈的革命英雄，简直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。

反教条主义在实施时走了弯路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。彭老总后来察觉到自己当初的判断有误，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。他活着的时候，特地跟侄子彭起超说，等他不在了，得去找萧克，帮他道个歉，还要把这话带到：“1958年那会儿，让你们遭罪了，真是对不住各位同志！”

1986年10月7日，刘伯承因为长时间的病痛离开了我们。邓小平心里非常难过，在10月21日，他亲笔写下了《怀念伯承》这篇文章。在文章里，他又提起了“反对死搬硬套”的事儿：“1958年那会儿，说他搞死搬硬套，那真是太冤枉他了。实际上，伯承是我军走向现代化、正规化的重要推手之一。他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，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。”

1987年的时候，总政治部发了个正式通知，说的是1958年那会儿反教条主义的事儿。在刘伯承同志的悼念词里头，党中央已经明确说了，那事儿是错的，给彻底否了。

【刘伯承办军校，并非“韬晦”】

有篇文章提到，1932年宁都会议那会儿，刘伯承刚到中央苏区不久，在决定毛主席是否留下的问题上，他投了个挺重要的反对票。这事儿据说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但说58年后那场反教条的风波，是因为毛主席对刘伯承不满才闹起来的，这可不准确。

1936年，红军抵达陕北地区后，刘伯承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。到了37年，他又变成了援西军的司令员，还兼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。早在35年，他就已经当过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了。后来，到了48年，他又成为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，49年时则是二野的司令员。这些可都是响当当的大官，位置非常高。从这些头衔里，你根本看不出刘伯承有啥“重压”，硬要说有的话，那也是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实在太大了。

刘伯承大将军是个很有学问的将领。等打仗的日子基本过去后，他心里琢磨着得建个军校，就主动跟中央说：“我在西南那边当的官，都不想干了，我想去办个培养军人的学校。仗都打完了，我这岁数也不小了，就让我去搞教育吧！”

毛主席高度赞扬刘伯承说：“活着不追求当王称霸，死了也不稀罕万户侯的封号，他真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。”

但有些人啊，老是喜欢从世俗小气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拿古代封建的那一套来猜度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和大志。他们更愿意把刘伯承元帅的举动当成是“藏拙”和“求安”，就是不肯承认刘伯承去军校，其实是为了完成解放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是为了让咱人民军队变得更正规、更现代。

尽管遭遇了反教条的风波，让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少指责，但他始终坚守在军队里。到了1959年，他有了新的职务，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战略小组的领头人。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时，刘伯承又作为解放军的重要参谋，亲自参与指挥了这场战斗，他还提出了“先攻头部、再打后背、中间突破、最后收尾”等一系列既巧妙又管用的战术。

1966年的时候，刘伯承被上面点名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。到了1969年，他又一次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。就在那年的10月，林彪下了个“第一号令”，让整个军队都进入到了备战状态，领导们也都纷纷被安排到了全国各个地方。刘伯承在动身之前，给中央写了封信，说要是真要打仗，他愿意留在北京，给军委和总部当当参谋啥的。

现在刘伯承虽然上了年纪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但他心里那股子要往前冲的劲儿可没减。只要组织一句话，他立马就能站出来，豁出去。这哪是什么“藏着掖着”，“碰到难处就躲”啊？

他活着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话：

我这一辈子，要是说能有点出息，那全靠党和毛主席的指引。没有党，像我们这类人，啥也干不成。所以，我心甘情愿在党的带领下，做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，为咱中国人民拼尽全力。将来哪天我不在了，要是能在墓碑上刻上“中国共产主义战士刘伯承之墓”这几个大字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，觉得特别光荣。

这些话说得很实在，很真心，正好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那种高尚品德、默默付出、不张扬的性格。那些只想着自己小九九的人，根本不懂世界上还有比个人利益、面子荣誉更重要的东西，能让人无私去奉献，甚至豁出性命。在这个理想不太被看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更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，找回那些快没影儿的美好品质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